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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诊中国“城市病”:规模提升应转向品质提升

本文来源:梅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 发布时间:2018-04-10

一个和谐、宜居的城市,应该是一个“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”的城市

   上海白领李剑最近有一次郁闷经历,他打车去杭州火车站,但距离车站约三四百米时,从各个方向涌来的车子拥堵在车站前的西湖大道上,十几分钟内动弹不得。无奈之下,他只好下车拉着沉重的行李步行前去。

   堵车,已是中国许多城市的常态。东部地区的大城市概莫能外,中西部一些城市也患上了“路梗阻”。

   经济学家樊纲曾指出城市化的好处,一方面,同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,由于集约使用可产生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;另一方面,人口的聚集使服务业发展,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家庭活动社会化的过程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,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教育、文化、休闲、娱乐等活动。

   但是,越来越多的人发觉,城市并没有那么美好。除了拥堵外,还有被污染的河流和空气、无处不在的噪音、时而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、无奈的“蚁族”和“蜗居”……一系列“城市病”也以罕见的速度集中爆发,以至一些曾经迷恋大城市的白领开始逃离“北(京)上(海)广(州)”。

   快速成长的中国城市,将“烦恼”到何时?在以“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上,有关人士日前聚集到一起,会诊中国的城市病。

   “令人崩溃”

   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用3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,启动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,开始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,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9.72%提高到2009年的46.59%。

   目前,我国正逐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、中小城市为骨干、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较为完善的城镇体系;城镇经济实力不断增强,目前中国工业增加值的60%、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5%、国内生产总值的70%、国家税收的80%都来自城市。

   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,也明显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烦恼。今年国庆长假期间,北京、西安、兰州、杭州,各地“堵城”现象频发,网友们用“令人崩溃”、“惨不忍‘堵’”、“1小时走1公里”等文字记录下堵车的郁闷心情。

   道路拥堵已是一些城市的常态。比如,交管部门的信息显示,在平日早高峰,早6时30分到8时30分,北京的拥堵路段可多达100条左右;直到上午9时,仍有近90条城市主干线和城市快速路上的汽车时速低于20公里。

  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世博会“和谐城市和宜居生活”主题论坛上,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、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介绍,他的课题组研究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15座主要城市发现,这些城市的居民平均单行上班时间需要39分钟,而欧洲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居民平均耗时仅27分钟。

   为此,这些城市居民每天上班单行比欧洲人多消耗288亿分钟、4.8亿小时,“以上海每小时创造财富2亿元计算,15个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人民币。”牛文元说。

   他还提到了城市化中的高能耗问题。城市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大约一半,但城市消耗全球总能源的81%,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5%。

   另据统计,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,每天大概需要消耗食物6000吨、能源5万吨标准煤、水资源10万吨,同时排出大量的废气、废水和污染物。牛文元说:“这些数量可观的污染物,给城市本身的健康、和谐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。”

   今年夏季,南京等地曝出“洗虾粉”事件。这只是近年来各地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的一个普通案例。城市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遭遇种种问题,让许多人追问:城市,究竟怎么了?

   城市“失调”

   在上述论坛上,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指出,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三个“失调”。

   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失调。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,城市和农村、不同区域的城市、不同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,且发展差距在加大,在基础设施、就业、税费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供电、土地、用水、金融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平衡现象。

   中国的城市化是在快速市场化进程中的城市化,市场化竞争机制导致分配不公,社会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,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。

   另外,城市化过程导致城市居住生活成本快速上升,生活门槛明显提高,使年轻一族的大城市居民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,“房奴”、“孩奴”等流行语言,比较直观地反映了这一问题。

   大量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面临不平等待遇尤受社会关注。由于无法在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,事实上这部分人口并没有完全市民化,由此带来了就业、住房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。

   二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失调。目前,世界各城市以2%的陆地面积承载着50%的人口,城市人口占据了全球65%的工业用水、76%的工业耗材、78%的二氧化碳排放。而且,仍在迅速膨胀的人口还会进一步加剧这种资源环境矛盾。我国一些城市在开发建设过程中片面追求城市规模和发展速度,使水、空气、土壤、植被等生态环境受到威胁。

   在城市空气质量方面,可吸入颗粒物成为城市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,截至2008年,中国仍有超过一半的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酸雨污染。

   在城市水环境质量方面,全国90%以上城市水域严重污染,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。

   另外,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8%~10%的速度增长,处理率很低,在50%的垃圾处理率中只有10%达到无害化处理,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。

   管理之短

   改革开放30年,中国完成了30%人口的城市化进程。不仅如此,小城市数量翻了8倍,中等城市数量增加了3倍,大城市数量增加了1倍。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,“城市病”的集中爆发,是城市规划、管理和城市发展速度的不相适应。

   以北京的交通为例。根据国务院批复的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(2004-2020年)》,到2020年,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。但截止到2009年底,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就已达到1972万人,人口控制目标一再被突破。据测算,北京市每增加1个人,每天就会带来约2.6次出行。

   另一方面,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虽然发展较快,但仍滞后于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。有关资料显示,公交出行分担率普遍偏低,占城市居民总出行量的10%~25%,与发达国家40%~60%的出行比例相比,相差很大。

   公共交通滞后,让大量城市人口的出行不得不依赖小汽车。资料显示,北京小汽车年平均行驶里程为1.5万公里,是伦敦的1.5倍、东京的2倍多。而北京的机动车80%以上集中在六环以内的城区,北京城市中心区户均拥有小汽车的数量是巴黎同等可比地区的1.8倍、纽约同等可比地区的2.3倍。

   在论述城市化失调问题时,王伟光还指出了人与城市设施建设关系的失调,同样指向了城市管理者:我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,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明显提高,取得了巨大成就,在城市道路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地下管网设施、垃圾处理设施、污水处理设施和城市管理设施方面投入较大,但就总体而言,还明显赶不上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步伐。特别是随着汽车消费需求快速增加,使得与城市化相伴而来的交通拥堵、噪音污染、尾气排放、垃圾处理、污水处理问题日益严重,逐渐成为城市的社会化公害问题。

   “婴儿车”指标

   王伟光认为,中国城市发展已进入由规模扩张向功能提升、品质提升转型的发展阶段。破解上述挑战和问题,需要树立以人为本,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的城市科学发展理念。

   根治“城市病”,建设“宜居城市”,是上海世博会启示的重大命题之一。何谓宜居城市?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的理解是:第一,能喝上干净的水。第二,能呼吸上新鲜的空气。第三,能有个安静的睡觉的环境。第四,能吃上放心的食物。最后,能在一个良好的绿色的环境当中生活、工作。

   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沈晓苏则提出一个独特的角度:一个和谐、宜居的城市,应该是一个“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”的城市。原因在于:首先,婴儿车能不能上街,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设施和道路是否无障碍?道路畅通无阻才能上街。

   “因为历史原因,在过去几年我们并不特别在意无障碍系统,上海世博会让我们非常重视这件事情。”沈晓苏说,世博会开幕之前,上海在96%以上的道路口设有原始的坡道,公园100%建有坡道,“婴儿车就能轻易上街了”。

   其次,家长愿意把婴儿车推到街上,说明城市的环境好、空气质量好。现在城市最大的污染是汽车尾气,“所以必须大力改善空气质量,采取一些措施,比如新能源汽车。”沈晓苏介绍,在上海世博园区,公交车都采用新能源,一种是超级电容车,另一种是锂电池的充电电动车,新能源车辆的大量使用,将使街道空气更加洁净,让家长更愿意推着婴儿车到街上行走。

   再有,是居民生活质量问题,父母有没有时间推着婴儿车到街上散步?沈晓苏说,城市应该为大家创造美好生活,使人们有更多时间去享受天伦之乐,提高生活品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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